2004年2月20日下午，复旦大学MPA教育中心邀请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客座教授、地方行政未来研究所理事、前日本新野县副知事池田典隆先生，为2002级MPA学生做了两场题为“日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日本公务员制度的问题和变革”学术报告。他从政治家和学者的角度，对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公务员制度的未来变革方向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获得广大学生的好评。
在第一个专题讲演中，池田典隆介绍说，1950-60年时日本经济高速成长的十年，其GDP平均增长率达到9.6%；在接下来的一个十年，经济进入安定成长期，年均增长率为4.2%；进入1990年代后，日本进入了低成长时期，经济年均增长率只有1.3%。这种经济增长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并没有随着进入21世纪而得以制止，自2000年以来，日本经济出现了负增长，为-0.3%。他断言，过去的十年是日本经济失去优势的十年，那种通过世界经济来拉动内需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池田典隆先生分析了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引起日本经济出现停滞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日本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没有优势，这是日元升值、汇率比价大幅度上升所带来的高工资的结果。二是日本的经济社会逐渐成熟，消费进入低潮期。这是一个消费成熟的社会。从某种程度上将，对消费品的需求越大，经济增长越快。三是少子化、高龄化及人口的减少。一个女性在其一生中的生育数量可以叫做“特殊生产力”。人口再生产的绝对条件应该达到2.0，而日本妇女在2000年的平均生育率只有1.36人。这方面，政府的调控政策还是起不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在人口增长慢的同时，老龄化却很严重。池田典隆先生评论道，这两个方面都制约了日本经济的成长。
池田典隆认为，目前的日本处于通货紧缩循环与财政危机状态之中。通货紧缩循环的结果是企业倒闭，失业率增高，同时国家和地方出现了财政危机。为应对财政危机，日本采取了调整行政区划，通过合并地方行政主体的办法来减少财政支出。
在池田典隆看来，日本企业寻求最佳的恢复与发展的途径，在于向中国投资。历史上日本曾经经受国际次大的危机，但都得到了解决。从长远来看，解决当前日本的经济危机，前景依然看好，但与中国的合作是关键所在。促进小泉政府经济恢复的因素，与中国的合作是主要的，政府的改革政策也是重要的。中国是日本的最好合作伙伴，中国经济的成长对日本是有好处的。
在第二场专题报告中，池田典隆以“政府当老板与公务员的天堂”来形象地比喻日本公务员制度的现状。在日本，政府是公务员的最大雇主，也就是“政府当老板”。因为公务员“姓公”，因此对之褒贬不一。一方面，由于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业绩，公务员都不会被解聘，的确出现了严重的磨洋工现象，公众对此评价很低。但另一方面，日本的公务员工作还是很勤勉的，虽然其工资比企业的工资要低很多，而且日本公务员人数与公众数量之比在全世界是比较低的，工作强度很大，但他们的工作态度依然很努力。
池田典隆先生认为，对日本公务员的功与罪是很难评价的。优秀的公务员队伍与日本战后的经济奇迹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战后，广大的日本公务员有着牺牲个人、重建家园、追赶与超越欧美国家的决心和抱负。这与明治维新时期有着惊人的相似。但目前日本700万亿日元的债务，也与公务员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只是人们不应该将全部责任归咎于公务员。公众不应该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能把自己当作局外人，应关注国家，同时在享有权利时不能不承担义务。
从文化角度来说，论资排辈主义在日本有着悠久的传统。现在的中国和欧美等国家已经主张个人的努力与绩效的重要性，都在打破论资排辈，但日本的民族文化与精神却反对这种做法。其实，虽然日本强调论资排辈，但实际上它既重视年龄因素，也重视能力因素，关系网和后门因素在日本是没有重要的位置的。因此，池田典隆先生认为，制度包括公务员制度在不同国家之所以不同，是由文化上的差异引起的。
当然，现实的压力也曾促使日本政府进行公务员制度的改革。其中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模式是引进成果（业绩）主义，将竞争意识、成本意识和服务意识导入行政领域，以改革传统的论资排辈主义。对于这个问题，池田典隆先生的评价是，第一，这样的改革是必要的，因为公务员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与企业向社会提供产品存在很大的类似性；但是第二，公务员制度与民间企业的人事制度之间毕竟还存在着很大差别，公务员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而民间企业则以营利为目的；同时第三，正确评估个人的能力、绩效与贡献是很困难的，无论是公务员制度还是民间企业，都存在着同样的困难。因此，对于打破论资排辈主义、引入成果主义的改革，应当谨慎对待，将竞争引入政治行政领域是必要的，维护稳定性、公平性等原则也是很重要的。
